哥斯达黎加国家总统胡安·拉斐尔·莫拉输出咖啡，并把十九世纪中叶欧洲所能向哥斯达黎加提供、用以交换咖啡的商品输入国内。有着许多志同道合之辈的聪明的自由主义者莫拉，顽强地争取到了祖国的进步。一位外国旅行者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哥斯达黎加:“未必能够满有把握地说，哥斯达黎加人民是非常信神的人民。他们在这方面也正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是很有节制的。他们对待教士态度冷淡，你不能把自由思想称为民族罪恶，正如在同样的程度上也不能把宗教狂热说成是民族罪恶。须知他们的父母都是罗马天主教徒，这就意味着，他们是被注定了成为天主教徒的。”另一位旅行者指出，对宗教的冷淡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教会的什一税这一沉重的负担所造成的，那种税引起了教士和人民之间经常不断的纠纷。

自由主义派的各种报纸满载着对政府的恶毒攻击，虽然为了公平起见应当说，政府当时也曾作了充分的工作。在那些年代里，哥斯达黎加实际上已同其他各国人民建立了联系，向世界上最大的一些国家派驻了外交使节和贸易代表，并同其中的很多国家签订了条约，还得到西班牙承认它是独立的主权共和国。这时期在国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增强了。政府对开辟那些合于修建道路的地区的人给予了奖金。它还领导修筑了一些新的道路;特别是通向大西洋岸的道路，并建立了国库和盖起了国家机关办公所需的楼房。

由于政府的奖励和出口顺利，咖啡的生产增加了。建立了国家的邮政部门，并且开始征收国税。这样，一八五六年哥斯达黎加在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它的经济基础是咖啡，在咖啡生产中使用了农民的家庭劳动力。在农业中占优势的是小私有制。

国内平静无事。地方企业主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农业和贸易的发展。符合于居民中力求贸易自由的许多集团的心情和要求的那些自由主义者思想业已确立了。但是，这种和平的发展很快地就被美国佬的资本主义侵略打断了。